明朝“国本之争”是何事件, 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与

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，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，所以不喜欢他。明神宗最宠爱郑氏，后郑氏生子朱常洵，明神宗逐渐萌生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想法，由此拉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国本之争。

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，内阁首辅申时行首言立国本一事，之后言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册立。他们的上陈理由主要是以下三点： 第一，援引有嫡立嫡、无嫡立长的传统立储法度，要求神宗册立庶长子常洛为皇太子。第二，神宗曾向群臣明示诸皇子长幼有序，言官们要求皇帝履行诺言。第三，皇室举动关乎风化，天下从之，如果改变此顺序，容易造成百姓内心的动荡不安，从对民间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规劝皇帝立常洛为太子。

立储之事，纷争不断，持续时间长，后在李太后的干预下，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让步，立朱常洛为太子，国本之争以士大夫的胜利而告终结。

表面上看，士大夫群体百般努力，旨在要求神宗早日册立朱常洛为太子。但更深的含义在于，士大夫群体由争“国本”表达出限制皇权专制极端化的意向。万历朝“国本之争”的本质在于，君臣双方就皇权是否应当受到限制这一问题存在分歧，士大夫群体反复强调某些政治传统相对于皇帝个人意愿而言，更具有权威性。

在国本之争初起时，申时行、王锡爵都对其走势有过相当积极的估量。然而神宗屡屡拒谏，廷杖、贬黜与留中奏疏的方式压制舆论，不过这更加激起了士大夫继续谏诤的责任感。透过国本之争，可以看到士大夫政治之张扬，他们主张君主的个人意愿要受到限制，国家政治应该取决于公论，这是一种积极的政治现象，但同时也反映出隐藏于其后的一系列问题。首先是君臣关系的恶化，到了万历后朝，神宗不理朝政的局面与国本之争是有一定关联性的。其次，内阁制度趋向末路，张居正死后，阁臣的行事作风趋于谨慎，周旋于皇帝与百官之间，进退维谷。第三，国本之争客观上撕裂了士大夫群体，党争渐渐成势。

参考文献：

1.李佳：《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—以万历朝“国本之争”为中心》 《明清史研究》 ?2017年第6期。

2.何孝荣撰《万历年间的“国本”之争》 《山东大学学报》1997年第4期。

3.林延清撰《李太后与“国本之争”》，载《东岳论丛》2008年第1期。